陈伯达早年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秘书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，曾担任《红旗》杂志的总编辑。1966年，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开始后，陈伯达的地位迅速提升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，他担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，手中权力很大。然而，身居高位之后，陈伯达却迷失了自我，借助手中的权力做了很多坏事错事，迫害了很多干部与群众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
陈伯达的命运转变是发生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，九届二中全会之前，他可以说是风风光光地上了庐山，不过，会议期间，陈伯达却鼓吹“天才论”，与毛主席的提议背道而驰，他也因此受到批评，会议还没有结束，陈伯达就被审查。
1971年9月，陈伯达被关入了秦城监狱。1980年，在审判“两案”时，陈伯达作为十名被告之一，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上，接受组织的审判。审判期间，陈伯达的认罪态度较好，1981年，经过一系列审判后，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，刑期自1970年被审查开始计算。
其实，宣判之后，陈伯达就走出了秦城监狱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时陈伯达的身体不好，宣判之后，他直接进入了公安部所属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接受治疗。1981年7月5日，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过的王力给组织写信，建议假释陈伯达。
十天之后，相关人员前往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，当面向陈伯达传达了中央的精神，此后陈伯达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，继续接受治疗。1981年8月5日，陈伯达正式保外就医，他在友谊医院康复之后便不再返回庆城监狱，被安置在北京。
走出秦城监狱后，陈伯达的生活非常平静。为了照顾他的生活，组织把他在河北工作的儿子一家三口调到北京，与陈伯达一起生活。陈伯达几乎足不出户，每天就是关起门来读书，锻炼身体的方式是练习书法。
不过，陈伯达依然非常关心时事，他订有各种报纸，每天读报也非常认真仔细，对国内外的形势都非常关注。闲暇时间，陈伯达还撰写文章，包括哲学、经济等领域都有涉猎，文笔不减当年。
出狱之后的陈伯达每月都有生活费，中央也非常关心他的生活，经常安排工作人员来看他，问他有什么需要？一开始，陈伯达没有提任何要求，不过，问得多了，他便提出唯一一个要求：希望给自己点买水果的钱。
原来，陈伯达嗜书如命，他出狱之后，每次碰到喜欢的书，无论贵贱都要买下来。买书花的钱多了，用来生活的钱便显得捉襟见肘。而且陈伯达每天有吃水果的习惯，如果生活都捉襟见肘，肯定无法购买足够的水果，于是他就提出了这个请求，得到组织批准。
1988年，陈伯达刑满释放，继续生活在北京。晚年他经常反思过去自己的错误，在接受采访时，陈伯达表示自己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……愚蠢至极，负罪很多，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，希望人们能从他的悲剧中吸取教训。同时，陈伯达也表示自己愿意永远批评自己，以求稍稍弥补自己的罪过。1989年，陈伯达在北京的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，终年85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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